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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鲁克:教育的产物是什么?一定不是知识、技能、金钱、商品


内容来源:2020年4月,陈驯在德鲁克研讨会发言整理,经作者审校。本文转自领教工坊(ID:ClecChina),转载请联系原公众号。

分享嘉宾:陈驯,德鲁克博雅管理研究者、译有德鲁克的《管理:使命、责任、实践》(三卷)。

轮值主编 | 智勇  值班编辑 &责编 | 润锦

第 6881 篇深度好文:4181 字 | 11 分钟阅读

组织管理

笔记君说:


德鲁克有一个理念,教育是一种资本投资。大多数其他资本投资的成效和生产力,都依赖教育的成败。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国家的优先国策。它供给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团、一个组织;它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、军事,甚至是政治潜力的重要衡量标准。


那教育的产物是什么?不是知识学历,也不是技巧能力,不是工作成功,不是金钱和商品,教育的产物一定是人。教育必须要对“美好的人”“美好的生活”“美好的社会”充满理想。


教育在我看来就是最大的战略问题之一。


德鲁克也是把教育视为每个国家、每个机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。


我先来讲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关于教育的几个故事。


1.1887年


1887年,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建议李鸿章,应该投资更多的白银进行教育改革。


李鸿章当时认为,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承担每年百万两白银的教育经费开支。李提摩太就说,那个是“种子钱”,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。李鸿章就问他,什么时候能见成效?李提摩太当时回答说,至少需要20年。李鸿章就说,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。


这个对话发生在1887年。


2.1898年


10年以后,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,渐渐扩充,风气一天一天改变,才能实行一切新政”。康有为说,“列强瓜分就在眼前,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?”


这是王照跟康有为之间的一个对话,发生在1898年。


3.1905年


接下来是1905年,严复跟孙中山在伦敦见面,他们两个在讨论时局,严复就跟孙中山说:“以中国民品之劣,民智之卑,即有改革,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,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。为今之计,惟急从教育上着手,庶几逐渐更新乎!”严复说,要改革,应该从改革中国民品民智开始,教育首当其冲。


孙中山回答,“俟河之清,人寿几何?君为思想家,鄙人乃实行家也”。你是思想家,你谈你的教育理想,我是实业家,我干不了这个事情。


这事发生在1905年。



对于上面这三个对话,我一直在理解,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可怕的事情。


在近代中国历史上,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,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,孙中山是革命先驱,李提摩太是传教士,王照是改革家,严复是思想家。前三者皆为杰出的政治家,后三者都是思想家。


他们明白教育对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,以及对人的重要性,但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教育理念上完全不同。


教育理想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,往往有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

一、教育变革


德鲁克本人身处教育领域,一直在教书育人,他教过很多学科。


在1917年他8岁那年,根据他的描述,当时人们仍然把一个人上学受教育理解为“不劳动”、不工作。


传统上大多数人认为,一个人一旦受过教育,就会放弃锄头,不愿意做体力劳动;有一个词大家熟悉就是把学校视为“闲暇”,这是欧洲古典语言学里的一个典故,意味着人去学校学习,就不再劳动了。


德鲁克的《明日地标》发表于1957年。


德鲁克指出,1950年代末,知识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,人们不再把受教育是看成是不工作,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工作。


教育程度高的人,应该被视为社会的核心资源。


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国家的优先国策,它供给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团、一个组织;它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、军事,甚至是政治潜力的重要衡量标准。


德鲁克这样描述在我看来在当时已经很超前了。他指出一个“新现实”:每一个个人所受的教育如果无法令他充分发挥潜力和优势,那么就很难使一个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充分有效地运作。教育不足的地方,经济负担会加重,而且没有生产力。



而在任何新型组织里,知识工作跟生产力的关联度都特别高,这不光适用于那些可见的生产领域的工作,也适用于愿景、知识、概念相关的工作。按照中国人的话,叫“劳心之作”。


劳心之作跟劳力之作有区别,但并不等于它不重要。这是一个“新现实”和新型组织里发生的事情。


很多人想知道,知识型社会在中国什么时候到来,我估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不会那么快。这是关于教育的变革问题。


二、教育作为资本投资


德鲁克有一个理念,教育是一种资本投资。


我不懂资本,也不懂投资,只关心教育。教育作为资本投资应该属于管理学里的一个新理念,它主要是描述教育是一个核心的资本投资,大多数其他资本投资的成效和生产力都必须依赖教育的成败。


这个观念让我很震撼。


教育者通常不会信任甚至不喜欢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教育,他们主张教育的产品是每一个个人的卓越、知识、责任感,而不是商品和服务。所以从人性的标准去衡量,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标准。


德鲁克有一句名言:“如果有人试图给教育贴上金钱的标签,那他真正的意图一定是在贬低教育。”


我很理解他,教育与大多数投资不同的地方,应该是指向人、人的能力,胜任力,奉献精神。德鲁克理解这种资本投资,真谛是把命运压在教育上。


这种把教育视为资本投资的观念,我觉得很多人是能够想明白的,特别是人文精神强的人。


三、教育的目的


德鲁克讲教育的目的,他引用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。


比如说,如果有一个人问:“教育是为了什么?”在教授来说,这是不得了的愚蠢问题。教育不是为了什么,应该问:“教育是为了谁?”“为谁”与“为了什么”,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。


德鲁克的结论就是教育是为了人,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事,某一个物。


教育的产物不是知识与学历,也不是技巧能力,不是工作成功,不是金钱和商品,教育的产物一定是人,是人能够获知知识、技能和美德,是人能够获得工作和收入,是人生产出其他产品。


只有人能够学习,也只有人能够受教,每一个老师都知道如果有学生突然间开窍,那是老师最大的教育成果。


这也是德鲁克的一个理念:成果是在别人那里,在外头体现出来。在老师和学生关系上,老师施教的成果不在老师,而在学生。教育的成效是能够帮助学生自己吸收、汲取东西,而不在于老师输出了多少。这才是教育成果的一个标准。


我们不能把教育变成一个非人格,非个性的机器,应该在育人。


德鲁克总结了西方教育的三大体系:


一种教育是培养领袖人物,这个是英国公学的社会目标。一个教育体系不是硬要你做什么,而是取决于社会目标是什么,然后来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。这其中就包括牛津、剑桥,这些都是在培养个人的自制力、责任感和品格的学校。


第二种是像美国教育的目标,主要是强调学生、老师的主动精神,尊重、合作、公民意识、积极进取,培养负责任的公民。我们看到美国的教育在这个方面很成功。


第三种是欧陆的教育,是培养人文主义,有学问的人。


文艺复兴杰作《雅典学院》


此外,这三种体系里面都含有为个人谋生,为职业生涯做准备,谋生手段和生计之活,是职业上必须有的,这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。


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突出社会目标,简而言之,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以及你想让社会成为什么样。


德鲁克说自己教过哲学和历史,但是在开始研究和教授管理学时,才明白管理学涵盖的人类价值观、行为、社会秩序和知识的探索,所以他把这些内容视为教育很高的目的所在。


在我看来,德鲁克理解的教育的目的:一个是“为人”,一个是“为人”。都是同样的中文,前者“为人”是指to be a human,后者“为人”是指for human beings。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目的。


四、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


最后一点是关于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。


在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很多问题里,都涉及责任(responsibility)的问题。可以总结一下,德鲁克谈教育的责任问题,有几个方面。


首先,最最重要的,教育必须要教导负责任的公民意识,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社会身份,形成一种公民意识。


第二,要学会让每一个人懂得自我管理。我觉得这一点真是太妙了,教育别人不是学会指手划脚,而是教导和培养大家懂得自我管理、自律和自觉。


第三,主动为自己的社会行动担负起责任,比如教育程度越高的,担负的责任就要相对重一些。社会必须要求受教者做出承诺与奉献。受教者都要经常问一个问题:我受了教育,意味着“我能贡献什么”;而不是我受了教育,“对我有什么好处”。


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,德鲁克支持前一种态度。如果一个人受了教育,他应该在各方面不断问自己,我能贡献什么,这种态度就是负责任。


最后一点,是关于社会必须要求教育者负起责任。这种责任德鲁克引用了三个词,我非常喜欢。社会对教育者最重要的要求是:教育必须要对“美好的人”“美好的生活”“美好的社会”充满理想。


我觉得这很有人文精神。我理解德鲁克的博雅管理,是不是按照中国话来说就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一种状态?


教育要培养美好的人,要推动人们的美好生活,要创建一个美好的社会。


这种描述充满理想。这就是教育很纯粹的理想,这其中没有金钱关系。所以“高教育社会”(the educated society),我有时愿意说成“有教养或有理智的社会”,必定是为了美德而教,必定是以创造对美德的渴望作为目标。


德鲁克讲过一句话,“一个人如果不致力于教出美好之人的教育,那么他会沦为卑鄙和愤世嫉俗”。大家都知道,卑鄙和愤世嫉俗不好。除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备美德,否则就有可能沦为怪兽,会成为极其恐怖的力量。



当一个人接受了教育,却不幸丧失伦理价值观与道德责任感,甚至还为邪恶势力去卖命的时候,你就会知道,他就已经从教育的本质意义与纯粹的理想中堕落了。


因此,德鲁克强调教育者需要一个精神价值观。我觉得这个词大家很熟悉。精神价值观对一个人在生命上的认知和建设是非常有益的,精神价值观会帮助人们重新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,并且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。这就是为何我认为教育是战略问题。


今天,我先谈晚清的三个故事,然后谈德鲁克在教育方面的真知灼见,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认同,非常敬仰。


他在50年代末提出来的对教育变革和远景的一些看法,非常了不起;70年后的今天,我们重温这些理念,依然是充满新颖与活力,充满了新的内涵,新的理想,包括对我们内心的一种震慑,我觉得非常有益。


*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笔记侠立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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